新的一天開始，在倫敦的律師事務所，無論是合伙人、助理以及學徒都是十分忙碌的，律所的工作人員雖然遵循朝九晚五的工作時間，遇到案件加班到晚上九十點鐘是經常的事情。甚至在正式的工作計劃還沒下達之前，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在火車或者地鐵上開始做這一天的「預習早讀」或者瀏覽是前一天「業界資訊」兩個板塊——對事務所來說，上班時間的每一分鐘都很寶貴。

    這麼做是有原因的：在倫敦的大律師樓，收費幾乎都是按照12分鐘為一收費單位的形式計算收費標準，一件受理的案件如果解決時間超過了行業的平均標準，相對龐大的律師費會使得客戶失去對這個律所的信任，並阻礙這個客戶介紹新客戶前來為律所創收，這樣的後果是得不償失的。為了追求事業上的進步或者僅僅使自己不失業，每一個助理和學徒都拼了命的工作，等積攢了足夠的經驗和聲望並獨當一面後，獲得升職加薪或者出去單幹的資本決定自己的未來。林義龍作為他們的一員，先天不足的劣勢更是要求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法律之中。

    這是一個年屆三十的法律助理，中等身材，體格上有些壯碩，一頭烏黑的頭髮配着因長時間睡眠不足而顯得有些蒼白的面色，濃重的眉毛，在配上左眼瞼下一道可見的疤痕和一對招風耳。如果乍一看上去，人們第一印象會把他當成一個外表粗俗的新時期暴發戶，或者出身於貧困的閒散人員們的小頭目。只有在他坐在辦公桌後的時候，人們才意識到這個人是一個執業律師，形成一種來自於認知的反差。在這之後，出於對這個職業的反感，對林義龍厭惡感反而增加了。對林義龍自身來說，這種外表反而變成了他的天然偽裝，尤其是在與工作事務中另一方打交道的時候。總地來說，無論是同事還是鄰居，林義龍多多少少地表示出了若有若無的疏離感。在這座常住人口達到了500萬的城市裏，這樣的疏離感是十分正常的，讓人覺得不正常的是，儘管偶爾遇到林義龍和他的同班同學在一起喝下午茶或者吃飯，在住在倫敦的這麼多年裏林義龍仍然算得上是一個人的獨來獨往——很少去萊切斯特廣場，也很少出現在聖保羅大教堂的夜店，娛樂活動只有觀看倫敦西區以及攝政花園的戲劇而已。總地來說，這個人沒有融入倫敦社會的興趣，也斷了和原來社交生活的各項聯繫。

    在林義龍的遠期規劃中，從接受法學教育到正式執業的幾年下來對現實的認知使得他的夢想僅限於成為一個大銀行在某個偏遠地區分行的合規主管或者一個小銀行的總部的合規主管而已，這麼一個的位置能讓他享受每天固定朝九晚五的生活，能讓自己未來的孩子上私立學校，有能力在假期安排家裏人出去旅遊。為了實現這目標，林義龍不斷地努力着：拿下了兩個碩士學位，完成了法律學歷和法律實踐課之後，又在卡迪夫外的一個公民法律援助中心完成長達兩年的實習合同，隨後在面試中脫穎而出，擊敗了其中不乏Oxbridge畢業生的候選者們，進入了倫敦可以排前20的艾倫-賓漢姆頓事務律師事務所，擔任高級法務助理。當然，艾倫-賓漢姆頓招聘他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他的學歷，也不是他能講五種語言，更不是他有四個司法區的資格證明；而是這個律所要開拓在遠東的客戶群體，他們需要一個能讓律所業務染指這塊區域並熟悉這個地區的人。

    「聖保羅大教堂站，到了，開左側車門。」倫敦地鐵的廣播這樣說道，很快地，一股人流就從這座只在上下班高峰期間才會出現排隊狀況的地鐵站出現，但也僅僅維持了不到半分鐘。至於林義龍，脫在整個匆匆上班人群的最後面，他悠閒地拖着一個不大的拉杆箱緩緩踱步。倫敦今天的這份繁忙，並不屬於他——在今天下午，他要坐13個小時的飛機飛往燕京公出，臨行前除了必要的周會和晨會之外，他的上司，律所合伙人安東尼-戴維斯要聽取他行程規劃的報告，下達一些可能遇到問題的指導意見。最後，還會交給他一張由律所付款的信用卡，這就是他上午三個計費時段的全部工作。

    「祝你公出愉快！」在完成他必要做得功課之後，林義龍的第一下屬，實習合同生凱倫-懷特豪斯交給林義龍一個沉甸甸的文件夾「老闆說過，要把這個在你走之前給看一看，這是我們之後的工作。」

    「好的，謝謝。」林義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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