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有緣故？」吳兌面現思索之色，斟酌着問道：「求真可是擔心皇上那兒……」

    高務實沒有正面回答，反而道：「近來小弟悟通了一件事，早年間我常聞一語，曰：『德莫高於愛民，行莫賤於害民。』是故，董仲舒曾言：『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這話吳兌自然也知道，點頭道：「拔葵去織，確有此說，不過如今能這般做的人不說早已絕跡，至少鳳毛麟角。況且愚兄記得，求真你並不同意這話的意思吧？」

    高務實剛才那段話的意思是，吃國家俸祿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爭奪利益。從古至今，「不與民爭利」都是最基本的執政理念，被稱為「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史記》裏講，公儀休擔任魯相後，規定所有為官者不得經營產業、與民爭利，並以此嚴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當公儀休吃到自家種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園葵而棄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織布，立即「疾出其家婦，燔其機」，還十分生氣地說：「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自此，「拔葵去織」便成為一個流傳千古的成語，屢屢被後來者引以為戒。

    如《隋書》記載，當時因百官所需費用不足，中樞和地方都設置用以放債的公款，「以息取給」。時任工部尚書蘇孝慈認為此乃官府與民眾爭利，「非興化之道」，就「上表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

    《資治通鑑》裏也講，說武則天垂拱年間，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監裴匪躬建議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場上去賣，「以收其利」。時任宰相的蘇良嗣斷然叫停：「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

    按理說，自家織點布、種點菜，官府放貸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賣，這都不是什麼大事，但從公儀休、蘇孝慈到蘇良嗣，何以個個大發雷霆「小題大作」呢？

    道理很簡單，意蘊也很深遠。從表面上看，這樣做會對民生造成一定的衝擊和傷害。但深層次的危害在於，他們認為這個口子一旦打開，以後只會越開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就會跟進和效仿。

    而且在古代社會，政府和官員手中都握有權力，以這樣的公權力與「手無寸鐵」的百姓「爭利」，孰強孰弱高下立見。如是長此以往，弱肉強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終必然百弊叢生、積重難返。

    更為可怕的是，「爭利」開始往往是公開的、含蓄的，但逐漸就演變為敲詐，甚至搶劫了。如《梵天廬叢錄》載，韃清時某太監打着「老佛爺」的旗號，到開封為宮廷征取過冬用炭，對縣令說：「汝需備炭三十斤。」

    這事並不難，可他隨即提出苛刻條件：「每枝長須一尺五寸，圓一寸五分」，且「不可有節」、「不可有裂紋」。當縣令面露難色時，太監就恫嚇道：「萬一老佛爺凍着，汝罪不小！」

    此時自然有人出來打圓場，道：「有銀子便好商量。」結果縣令便被敲去一千多兩白銀。從這個故事表達的意義上講，「拔葵去織」、「罷公廨錢」都是未雨綢繆之舉，目的是把禍患消除於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為先。」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治國的經濟政策分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為什麼「與民爭利」被視為最低下的經濟政策？這是因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人心，其實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爭小可，便失大道。」與民爭利無異於竭澤而漁，是對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傷害，爭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唐太宗舟水之喻，興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務實把這番道理說與吳兌聽了，吳兌的臉色便有些將信將疑，猶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說，你我做這些物流買賣，也是與民爭利，因此本就應該罷手？

    倘若道理如此，則你將此買賣轉而讓給朝廷，那不還是與民爭利？無非這爭利之人由你我換成朝廷罷了——可朝廷歸根結底乃是皇上啊，皇上與民爭利，豈非更大的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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